挪威監獄舒適宜人背後的原因

2013/06/22

【前言】

《快不能解決的事》改變了我們對解決問題的認知。不論是在家裡協調如何分攤家務、在職場處理複雜微妙的問題，或是執行一項規模浩大的任務，歐諾黑指引我們一個在今天解決問題而多年後仍證實有效的方法。

長期思考：未雨綢繆

改造罪犯的理念，在挪威已深植人心。十九世紀中葉，斯堪地納維亞人開始把監獄重塑成罪犯可以學習謀生技能並尋求上帝的地方。二戰後，人們對納粹俘虜營的記憶猶新，許多歐洲人已經著手削弱監獄的懲罰色彩。一九九○年代末，挪威以矯正犯罪行為作為監獄理念的基礎，把刑罰的網絡組織更名為「犯罪關懷系統」，採用電子追蹤器並開放監獄。獄警變身成為個人聯絡官，充當囚犯「教練兼密友」的角色。這是一項持續進展的工作。許多罪犯仍以傳統方式在封閉的監獄裡服刑。與低度安全戒備的巴士陀或關重刑犯的哈登監獄相比，這些監獄顯然沒那麼舒適宜人。許多囚犯每天二十四小時有二十三小時要待在牢房裡，濫用藥物的情況依然普遍。然而，遵循讓囚犯在監獄內外的生活盡量保持一致水準的「正常化原則」，挪威承諾把境內監獄改造得更適合人居。哈登正是下一階段的樣板。「理念與現實之間仍然橫亙一條巨大鴻溝。但是，我們已看到重大的變化。」霍伊達爾說道。

為了提醒受刑人他們仍是社會的一分子，還是要工作，以便將來重返社會，挪威建築師把哈登這座監獄設計成一個小村莊。與以往的冷酷堅硬、雨漬斑斑的水泥牆體不同，這裡的建築物都以磚頭、落葉松木和鍍鋅鋼板構建。窗戶上沒有鐵欄杆，圍牆也只是部分以樹木遮掩。塗鴉藝術家多爾克（Dolk）貢獻了三面巨大的塗鴉畫作，其中一幅的主角是穿著條紋睡衣的受刑人，拿綁著鐵球的鎖鏈練習擲鉛球。監獄四周設置大量監視器，但在監獄外，這種監視器幾乎無所不在。受刑人穿著便服，獄警騎著時髦機車到處穿梭。從某個角度來看，哈登監獄看起來跟一般大學校園，甚至跟位於矽谷的新興科技企業總部沒什麼兩樣。

監獄裡的氣氛也十分宜人，採光佳，裝飾著水仙花和巴黎街景的圖片，有乒乓球桌和健身腳踏車，還有加寬的走廊，給人寬敞舒適的感覺。單人房有中級商務旅館的水準，配備有桌子、床以及金色原木衣櫃。大扇立窗裝有通風設備，引進外面的新鮮空氣。每間舍房都配備平板電視、小冰箱及設備完善的浴室；浴室內貼著潔白瓷磚，備有鬆軟的大毛巾。到了晚上，精巧的亞麻窗簾和LED燈光，營造出一種與精品店相去不遠的氛圍。為了打造家的感覺，十幾間單獨的舍房共享一塊有如客廳的公共空間，配有舒適的沙發、桌子和大螢幕平板電視。受刑人可以雇人去採購，然後在廚房動手做幾道自己喜歡的菜。

儘管從晚上八點半到次日早上七點必須待在自己的房間裡，受刑人還能出來使用許多設施，因為每人每天可以拿到五十三塊挪威克郎（將近二百七十元台幣）的零用錢。他們可以踢足球或打籃球；在設備一流的錄音室裡一展歌喉；在健身房做運動或在攀岩牆上攀爬；在大工廠裡學習機械、鐵工、木工；或在燈火通明的專業廚房，學做魚排或葡萄柚雪酪。他們也可以為外面的承包商打點小工。我碰上一群受刑人，一邊把文件夾打包裝箱，一邊為低俗的笑話而大笑。「一個人整天坐著不動並不好。」霍伊達爾說：「如果讓他們忙碌起來，反而會更加開心，不致變得越來越體制化。」

與一般站在耐震玻璃後面，或交叉著雙臂、或斜靠在牆上惡目相對的獄警大相逕庭，哈登監獄的獄警跟受刑人一起吃飯、運動，閒來無事還會跟他們到處溜達。沒有一個獄警佩戴武器。「我們無須帶槍。我們來到這兒是為了關心他們，與他們交談，而非恐嚇他們。」霍伊達爾說：「即使在其他斯堪地納維亞半島的國家，你也會發覺工作人員與犯人間存在很大的距離。但在這兒，我們已融入環境當中，與他們形影不離。」

挪威對獄政人員做的投資比其他國家更多，這顯然有所幫助。許多獄警花兩年時間在監獄官學院研讀、完成實際訓練之前，已經擁有學士學位，其專業領域通常為犯罪學與心理學。對於那些不滿足於上鎖及防止囚犯鬥毆的獄警來說，這可是一份讓人心動的職業。學院每次開課只接受十人申請。

一位年輕獄警，或者在哈登監獄被稱為「個人聯絡官」的奧斯蒙擔任我的導遊。他很有教養、彬彬有禮且態度和善，具有斯堪地納維亞式的優良傳統。在我們走訪不同區域時，他與受刑人邊聊天邊說笑。「我們不只是守衛，我們也是社工。」他說：「在這裡始終是安全第一。但是，我們大部分的工作是盡可能營造一個以良好關係與信任為基礎的環境，這樣受刑人就可以對自己的生命負責，並在將來重新融入正常社會。我們在這裡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對他們未來的投資。」這種理念透過語言本身得以完全表達出來，挪威語中的「監獄守衛」譯成英文，就是「監獄公僕」（prison servant）的意思。在哈登監獄，每個細節都經過妥善處理，讓受刑人能輕鬆過渡到平民生活。為了防止犯人變成肌肉發達、具威脅性的人物，健身房裡沒有啞鈴之類的舉重設備。同時，哈登監獄有一半獄警是女性。霍伊達爾說：「這讓監獄降低了攻擊性，同時還能讓受刑人學習到更自在地與女性相處。這對他們將來重返社會十分重要。」

受刑人似乎喜歡這種管理制度。我參訪行程的第一站是錄音室，裡面像藏有金銀珠寶的阿拉丁洞穴：設置有嶄新的樂器和最先進的iMac；電視影集《越獄》（Prison Break）的海報則掛在門上。

馬庫斯‧諾德伯格（Marcus Nordberg）正在錄音室裡操作iMac的混音系統。幾個月前，他從另一座監獄移監到哈登。諾德伯格年約五十歲，過去從事音樂與電影工作。他留著一把山羊鬍子，戴著墨鏡，腳踏平底人字拖。他不願告訴我究竟犯了什麼罪被關進來，但他很快便稱讚起哈登。他說：「這裡安全戒備嚴密，卻不像一所監獄。這裡的工作人員態度溫和，讓人不自覺變得積極起來，同時，他們會幫助你思考未來。」

我問諾德伯格：「你覺得這些警衛配得上『個人聯絡官』的稱號嗎？」

諾德伯格點頭同意。「雖然有些工作人員仍抱持『監禁』的老觀念，他們只懂得開關門。但是，大部分獄警樂意和我們交流，」他繼續說：「跟我們一起運動、打撲克牌。他們會坐在會客室裡和我們一起聊天，營造出一種正常而尊重人的氛圍。在這裡服滿刑期後重返社會，這些都是不錯的訓練。大多數受刑人都喜歡這種氛圍。」

當我問到這裡的監獄制度會不會過於寬鬆，諾德伯格瞥了我一眼。上個月，他想請假出國參加父親的葬禮時，卻被打了回票。說起這段往事，諾德伯格有點哽咽，眼眶也跟著泛紅。「監獄就是監獄，不能因為它環境不錯，懲罰程度就減輕。」他說：「即便這裡像五星級飯店，你還是被關著。這多可怕，真是可怕。」

（本文轉載自卡爾．歐諾黑新書《快不能解決的事》，中文譯本由大塊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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