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於109/6/8日蘋果日報《蘋評理》即時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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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鐵警無罪李父含憤亡，精神鑑定報告須量化嗎？
蘇 南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營建系及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去年7月3日鐵路警察李承翰為了保護台鐵火車乘客，不幸被的鄭男持刀刺腹身亡。嘉義地方法院於今年4月30日一審判決，行兇的鄭男以因患有「思覺失調症」判決「無罪」。消息傳來，社會各界譁然，質疑判決不公？是否司法已死？經嘉義地檢署2度提出抗告，地院也將鄭男及全案卷證移送二審後，台南高分院訊後以鄭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裁定羈押。很多人質疑為什麼殺人可以判無罪？司法精神鑑定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思覺失調症」能躲過法律制裁？該症屬重性精神病，可在多方面影響患者的日常生活，可能思想不清或迷糊，很難與人溝通和表達自己的感覺，太過於沉醉在自己的思想/感受，致忽略照顧自己每日生活的基本需要如進食、睡眠和個人清潔等。
《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辨識能力而行為不罰。一審法官認為鄭男行兇時，正處於思覺失調症急性的發病狀態，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依法認定沒有責任能力，故不處罰。即犯案行為係受「精神狀態」影響所致，適用《刑法》第19條第1項因精神障礙而「不能」辨識行為違法之程度，因此判無罪，但鄭男須強制就醫5年。所以本案的判決關鍵在於 「精神鑑定」，鄭男的妄想內容與犯案行為有絕對交互關聯。
精神鑑定報告有問題嗎？筆者質疑，鑑定人真有能力去回溯案發現場，究竟被告喪失辨識能力的「程度」是多少？目前的精神鑑定機制與法源是否明確？司法判斷標準與醫學標準要如何結合？期待立法院與行政院攜手解決。
法務部日前表示，擬將精神鑑定交由具精神專科執照的醫師或籌組委員會方式，進行更專業的精神鑑定。筆者建議，應以後者較前者更好，因為委員會的共同決議會比醫師(自然人)的鑑定報告更有公信力及專業判斷，可藉由委員會組織的「程序性」，層層把關使鑑定報告更周延/更精準。如同衛福部「醫事審議委員會」下設有「醫事鑑定小組」負責醫療糾紛鑑定工作。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與第163-2條第1項規定：「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因此，事實審法院對於證據之取捨，及證據之證明力，可依自由心證判斷之。然最高法院認為，自由心證仍應受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支配。即法官得依自由心證而採或不採鑑定報告，或那些可採那些不採，以免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被鑑定報告架空？
本案中，嘉義地院囑託台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身心醫學科醫師沈○哲為鄭男做精神鑑定，其報告幾乎成為「證據之王」，往往成為判決的唯一依據。沈○哲說，輿論風向都在批評鑑定醫師和法官，但他們都秉持專業來判斷。筆者質疑，但到底誰的專業判斷可信度/公正性最高？精神鑑定委員會或精神科醫師呢？
目前法律規定，有精神疾病者可獲減刑或免罰。即《刑法》第19條第1、2項規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筆者以為，從減輕刑度到免罰，是否要根據鄭男行兇時的辨識行為能力之程度，依「數字/比例」作量刑依據，才符合「法之正義」。質疑鄭男不是100%的絕對無辨識行為能力，否則怎麼還會搭火車、逃票甚至殺李承翰呢？難怪被害人的父親李增文「無法接受」兇手無罪之判決，不幸在4日鬱抑吐血死亡。筆者試問，法之正義的發現，究竟是存在於「抽象法條」或人間的生活事實？
筆者建議，精神鑑定是社會科學由精神科醫師所做，難免參雜個人專業判斷/經驗等人為因素。但法官開庭直接審理被告，除可察言觀色，亦得審視犯人於案發前/中/後的全部資料，非得一定須「全部」採信鑑定報告。何況法官的高度/法律價值與鑑定醫師的專業並非完全一致。
建議類似的重大案件，最好要建立「精神鑑定委員會」的機制或「覆審鑑定報告」的流程，才能彙整醫師的智慧/專業經驗。從不同角度分析犯人在案發情境下的的主觀想法/幻覺等，探求「思覺失調症」的有無/多少/程度，進行「量化判斷」，提供法官不必以全有或全無的「割裂式邏輯」而判決，才能回溯案發時犯人的精神狀態，發現民眾所期待的法之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