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台北地方法院就太陽花行政院驅離案正式做出宣判，台北市警察局需國賠
14名原告總計111萬餘元。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針對太陽花學運期間，群眾佔領行政院，引發警方清場，過程中涉嫌執法過
當的國家賠償爭議，2019年10月30日，台灣地方法院作出有利受傷民眾的
判決，命應賠償14名學運參與者111萬餘元，這也引發了許多公眾人物的評
論。
媒體報導，新北市長侯友宜受質詢時強調「要支持警察在第一線執法，政治
不要干預司法」，議長蔣根煌也插話說「法院是民進黨開的，沒法度啦」，
侯友宜聞言則哈哈笑了幾聲，表示「議長已經發聲了」。
前台北市長郝龍斌也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太陽花非法衝撞、佔領官署，
以暴民之姿破壞公物，警察盡責依法行政、正當執法，將失序、目無法紀者
驅離官署，維護社會運作必要的公眾秩序，何錯之有？哪來國家賠償必要？
難不成法院真是民進黨開的？
前警大教授葉毓蘭則批評：法官從未檢視警察依法執勤的正當行為，沒有檢
視警察被攻擊或激怒的前因後果，尋找對警察有利證據。雖然金額不多，員
警看到當然會難過，感到「為誰辛苦為誰忙」，基層灰心喪志，不想再積極
執法，主動排除可預見的危害，「跑法院很辛苦，沒必要給自己惹麻煩！」
而朱學恒也補充：這次太陽花驅離國賠的一審結果出來，又讓大家大惑不解
了。今天抗爭者強制入侵公署，驅離當然就用強制手段，哪來什麼不符比例
原則？這法官是不是覺得應該要用愛的小手摸摸抗爭者的臉，或是乾脆念心
經安撫他們讓他們吃太陽餅吃到累？
上述評論，似就本次判決表示反對，而弔詭的是，從字裡行間來看，有多少
人是真的在批判之前，詳閱判決甚或新聞稿？又有多少意見實際針對判決理
由逐一反駁？抑或只要判決不符合發言者期待，就能逕自幫判決漆上一個喜
歡的顏色？
對於重大矚目的社會新聞，先罵再說？
這樣看結論批評的態度，無形中也反映部分人們對法律運作所持的態度，表
現出對制度內容的理解還有其社會角色的認知——也就是，法律是當權者的
遊戲，誰執政、法院就誰家開的。
在這種法律意識的影響下，裁判的結果，多半被認作是政治權力的產物，是
恣意專斷的，是只能無奈接受的；一旦抱持這種想法，就不太可能認同「法
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想像，也就習慣對裁判結果丟出直覺式的批判。
在這一部分公民的生命經驗裡，法律經常是當權者的工具性規範，而非由下
而上治理人民的調和性規範；而這樣的認知若經擴散，也會逐漸降低其他民
眾對法治的支持，未來也可能更不願意關心相關議題，從而使規範的形成與
執行愈發神秘，最終讓法律變成少數人把持秩序的槓桿。
我們從小多少學習過法律的核心在於「自由與平等」，但由於許多衍生的基
本概念（諸如比例原則、程序正義、多元尊重、無罪推定等），無論受限於
政權宰制、教育資源分配抑或媒體左右，在各世代間推廣不易，以致人們對
相關概念的認識依感陌生，也讓它的存在經常被斷言式的口水淹沒。
那麼，判決到底說了什麼？
司法的本質不該只是一種滿足人民素樸正義的儀式，它是讓法律的價值合理
彰顯的場域，其內容是否真的適當化解爭議、引導問題改善，才是它存在的
基本價值，也是我們討論與監督的重點。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
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同時，
《警械使用條例》第11條第2項也規定，當警察人員執行職務「違反」本條
例使用警械規定，因而致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者，就要由各級政府支付
醫療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
簡單來說，執行職務將群眾驅離行政院是一回事，但絕不能用「違法手段」
執法，一旦侵害人民權利時，國家需負起賠償責任。
判決指出，事發當天，固然群眾於禁制區裡非法集會，但是警方在命令解
散，甚或強制驅離的時候，如果要使用警械，依照《警械使用條例》第9條
等規定，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不可傷人性命，也就是符合比例原則的精神
；關鍵在於，現場執行驅離的過程中，有關於警械的使用，是否「過當」而
導致「違法」？
換句話說，裁判內文指出，當下雖不可期待只靠柔性勸說，就讓民眾自行解
散，警方有使用強制力驅離的必要，如分開手勾手的民眾、將躺卧的民眾抬
離等等，但無論如何，都不應基於教訓、洩憤、報復等目的攻擊民眾身體。
考量到現場蒐證不易的問題，判決認為：還可以依照訴訟法的規定，適度調
降人民舉證的門檻，就算沒有直接拍攝到被警察攻擊而受傷過程的錄影畫面，
還是允許原告提出證人，或出示診斷結果（比如：是否顯示有過重傷勢、受
傷部位是否致命或要害部位等），來證明「違法過當使用警械」確屬為真。
而判決用了很多篇幅非常詳細地說明，14名原告已逐一透過證人、錄影畫面
或驗傷報告，確實針對事發當時，相關人等遭警察施用不當暴力，逾越比例
原則提出證明（如法院認證：極少數員警出於勤務累積疲憊等負面情緒而攻
擊民眾），且因該暴力相向，受到財務破毀、身體傷害或精神畏懼等損失，
所以也就允許原告們的國賠請求。
國家賠償的意義又在哪裡？
換個角度，先想想為何憲法第24條特別明文規定：當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的
自由或權利時，人民得依法向國家請求賠償？
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釋理由書說得明白：以國賠規範作擔保為前提，可促
進行政機關擴大功能，採取各種防止或管理危險的措施，因應高度工業化、
過度開發所引發的各種危害，藉此保障國民的生活安全。
也就是說，在法律的世界裡，若想要避免加害行為，除了事前經由法律規範
設定界限（公權力哪些該作，哪些不可以作），事後還有法院判其賠償或接
受懲罰的機制，監督公務員們在執行公務時，能好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這也是國家賠償的功能——「規範引導」，藉由訴訟，將原告的損害，轉而
由失職的公務機關承擔，並透過公務機關趨利避害的預期心理，進而於未來
調整自身行為；若不想砸了飯碗，又付出大筆金錢，自然會在執勤之際，好
好注意是否有過當的情形。
更何況，在訴訟的過程中，國家即須從崇高的寶位走下，「屈就」自身嘗試
與市民水平對話，認真看待原告的主張。雖然街頭運動，同樣可以影響政府
的態度，卻也不是唯一解方，司法所擁有「一槌定音」的強制力，是有別於
社會運動的巨大特色。
法律意識的品質該如何有效提升？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為什麼人民常常無法認同法律制度與它衍生的裁判？其
實這些「印象」，通常透過歷史、文化或日常實踐慢慢地滲入許多人的想法
之中。在台灣，開始把「法律意識」變成一個討論議題，大約起源於1980年
代，無論是政治解嚴、經濟起飛抑或教育普及，才讓社會上日趨多元的價值
觀逐漸有了對話空間。
而這種「法律對我如浮雲」的「熟成意識」既然來自社會長久薰陶，如何開
始反向把人民的認知與法律運作慢慢結合在一起，只靠這次單純的「個案審
判」可能完全不夠，還需長期塑造「討論與監督」的風氣，讓社會大眾逐漸
習慣觀察不同規範的內涵及功用，進而自動自發調為關心模式。
日常生活中，就算媒體不報，人們其實還可以透過網路，還獲取並消化各種
法律資訊，所以問題不在配備，而是未能清楚認知到被蒙在鼓裡的可怕；如
何讓所有社會成員嚴肅看待法律與其運作機制，才會讓人民開始對自己「額
外花時間的努力」產生成就感，甚至有了探索法制的基礎信心。
換言之，比起「藐視法律」認為其無法達到保障自我的目的，長遠來看我們
更可以改用「改變法律」的角度切入：當體制運作產生壓迫，就運用法律改
變一切不公義的發生，也讓人民慢慢勇於嘗試修正當下，向未來積極地轉換
現狀。
透過本文，筆者粗淺認為，只有真切關心制度運作與不斷提出建議，才逐漸
能有效為我們年輕又脆弱的法治帶來體質上的改變。單調地互相謾罵跟藐視
法律功能，只會放縱不良施政原地踏步，拉近我們與惡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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