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故宮的國寶都是他捐的！這位富可敵國的官二代， 國人不該忘記他！＞歷史軼聞

他出身名門，

曾是“民國四公子”之一，

他家財萬貫，

所居宅邸堪稱京城一絕。

 

他一生散盡家財，

只為留住國寶，

他一個人的捐贈，

就撐起了故宮頂級書畫半壁江山，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有人說：

他的名字，

要么不知道，

知道了，

就再也不會忘記。

 

他，就是直隸總督張鎮芳之子，

民國大總統袁世凱之侄，

張伯駒。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

張伯駒出生於河南項城，

7歲那年，

他被其生父張錦芳，

過繼給做總督的伯父張鎮芳，

從此，張伯駒的一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

 

張鎮芳是光緒年間的進士，

民國大總統袁世凱之內弟，

歷任直隸總督、河南都督等職，

位高權重，家財萬貫。

 

而作為張鎮芳之子的的張伯駒，

自然是錦衣玉食，

吃穿用度，一應俱全。

 

他聰穎好學，

7歲入私塾，

9歲能寫詩，

從小便有著“神童”的美譽，

深受張鎮芳的喜愛。

 

 

身處官宦之家，

又生逢亂世，

家里人自然想讓張伯駒做軍官。

 

民國元年，

隨父親赴任河南都督的張伯駒，

被送入了河南陸軍小學讀書，

此後便開始了軍伍生涯。

 

然而，生性淡泊的張伯駒，

看不慣官場之中的腐敗風氣，

自感做軍人簡直是一種“恥辱”，

於是，他毅然脫下軍裝，

賦閒在家，

每日只寫詩作畫，看戲唱曲，

過得好不自在。

 

 

不同於其他的富家子弟，

張伯駒雖家境殷實，

常與闊公子為友，

卻絲毫未沾紈絝之氣。

 

他生活素淡，

也不故作清高刻薄，

喜同名士交涉，

正因如此，

他對書畫名品也有一定見識，

經常會為收藏名品一擲千金。

 

父親讓他打理銀行事務，

他卻只一門心思讀書聽曲兒，

閒時便背著手去書畫行里閒逛，

只要看中，

再貴也一定要買下來。

 

為此，母親整日在家哀嘆：

“讓你做官不去，

讓你開銀行不好好開，

就知道花錢買字畫！”

 

 

每年，張伯駒都會被父親派去上海查賬，

而閒散之際，

他就經常會去一些風月場所走動，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

張伯駒遇到了陪伴他一生的奇女子

--潘素​​。

 

 

潘素生於姑蘇，

祖上曾經做過宰相，

可無奈到她父親這一輩時，

祖產已被揮霍一空。

 

幼年時，其母遍請各地名師，

教潘素研習音律、書畫。 

13歲時，母親病逝，

繼母便將她送去了青樓。

 

因琴棋書畫無一不通，

潘素很快就紅透整個上海灘，

還獲得了“潘妃”的美譽。

 

 

有一天，張伯駒查完賬目，

就約著一眾公子朋友去喝花酒，

正逢著名角潘素登台彈曲，

曲聲和緩，餘音繞樑。

 

張伯駒看她出落秀氣，

顰蹙之間更顯不凡，

斷定此女子不俗，

就連忙問同行人：

“台上這人是誰？”。

 

當得知台上的，

就是有“潘妃”之稱的潘素之後，

張伯駒便暗下決心，

發誓要娶潘素。

 

 

而風流倜儻的張伯駒，

也很快就獲得了潘素的芳心。

 

但當時的潘素，

已經被一名很有權勢的國民黨中將看中，

得知張伯駒有意潘素之後，

連命人將潘素軟禁了起來。

 

強龍難壓地頭蛇，

迫於無奈，

張伯駒強搶不能，

只得買通看守的兵衛，

連夜將潘素帶回北京

迅速成婚。

 

 

成婚之後，

張伯駒深感潘素聰慧非常，

又請人教給潘素畫山水畫，

晨鐘暮鼓，琴瑟和鳴，

此後的幾十年間，

潘素從未離開過張伯駒的身邊。

 

潘素知書達理，

再兼二人興致相投，

對於張伯駒收藏字畫的愛好，

她一貫選擇支持。

 

正因如此，

張伯駒更加醉心於名品字畫，

整日里四處尋訪名家，

收集奇珍異寶。

 

 

有一年，

與張大千有著“南張北溥”之稱的溥儒，

想要把西晉陸機的《平復帖》轉賣給洋人。

 

《平復帖》是陸機真跡，

乃中國現存最早的文字手跡，

上面蓋滿了各朝各代名士的印章，

素有“中華第一帖”的美譽。

 

而溥儒曾將國寶級畫作，

唐代著名畫馬高手韓幹的代表作《照夜白圖》，

賣給英國人。

 

張伯駒聽到消息後氣得跺腳，

如此無價之寶，

一旦流失海外，

必成千古之恨！

 

於是他立刻找到溥儒，

問所需多少大洋，

溥儒張口便要20萬，

一毛錢都便宜不得，

奈何實在有心無力，

張伯駒也就只能作罷。

 

直到1937年，

當張伯駒得知溥儒母親病危，

正是缺錢的時候，

他二話不說，就借出一萬大洋，

這令溥儒愧嘆不已。

最後，在旁人的撮合下，

溥儒才終於答應4萬大洋賣給張伯駒，

為中國保住了這一無價國寶。

 

 

此後，張伯駒又陸續買下，

李白真跡、杜牧手捲、黃庭堅書法等，

十多卷珍品。

 

而其代價，

是變賣了家中，

在京津兩地的幾乎所有房產。

 

 

1941年的一天早上，

寄居上海的張伯駒正要出門辦事，

迎頭走來三個大漢，

綁了張伯駒便走。

 

不久之後，

潘素接到了電話，

綁匪稱沒有200萬，

就等著收屍，

這可急壞了潘素。

 

別說200萬了，

一時間讓拿出來這麼多錢，

100萬也湊不到啊！

情急之中，

潘素想到家中收藏的字畫。

 

 

正當潘素準備變賣字畫贖人的時候，

經過多方斡旋，

潘素終於見到了張伯駒，

此時的張伯駒，

已經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而見到潘素後的第一句話竟然是：

 

“寧死魔窟，也不得變賣！

你救不救我，都不要緊，

我珍藏的那批字畫，

就是我死了，你也要替我保護好！”

 

 

沒過多久，

綁匪害怕事情鬧大，

就把張伯駒交給了上海當地的的一個偽軍頭目，

等潘素去要人時，

頭目一張口便是20根金條，

無奈之下，

潘素也只好四處借債，

才贖回張伯駒。

 

張伯駒曾對潘素說：

“我死了沒什麼，

它們才是我的命。”。

 

 

潘素也深知這些藏品對於張伯駒的意義，

一直都細心保管，

不敢有半點懈怠。

 

北平淪陷的時候，

為了保護國寶，

潘素將這些名品字畫，

都縫進了被子裡，

一路擔驚受怕，

最終才把它們帶出了北京。

 

 

1946年，

古董商人馬霽川，

在北平拍賣一幅，

素有“天下第一畫卷”之稱的珍品《游春圖》。

這幅畫佈局得當，運筆細膩，

乃隋代著名畫師展子虔傳世的唯一作品。

 

當時抗戰已經結束，

故宮正廣泛收購民間珍品，

張伯駒聞言之後，

便請求故宮買下這幅傳世名作，

以免流失海外。

 

馬霽川卻張口要價800兩黃金，

故宮方面也只能望洋興嘆。

 

 

而就在此時，

有洋人稱有意購得此畫，

張伯駒氣得搥胸頓足，

連忙放話給馬霽川：

 

“此卷有關中華民族的歷史，

萬萬不能出境。

如果有誰為了多賺金子，

把它轉手洋人，

誰就是民族敗類，

千古罪人！

我張某決不會輕饒了他！”

 

馬霽川也有些怕了，

就鬆了鬆口說，

“220兩黃金，有錢來拿！”

 

 

儘管價錢已經減少了很多，

可對於家財散盡的張伯駒來說，

這筆錢也不是個小數目。

 

為了湊夠買畫的錢，

張伯駒只好變賣了弓弦胡同的宅子，

而這個宅子在京城之中，

可謂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這是大太監李蓮英的宅院，

仿頤和園排雲殿規模而建，

構建之宏偉，實為罕見。

 

連馬未都曾感嘆說：

“這宅子擱在今天，

光拆遷，就得一個多億。”

 

 

等湊夠了錢，

張伯駒便立刻前往馬霽川處買畫，

可沒過多久，

就愁眉不展地回來了，

一問才知，

這馬霽川託辭黃金成色不好，

竟要追加20兩，

此時已經是家徒四壁的張伯駒，

哪能湊出這麼多錢。

 

無奈之下，

潘素只得回到房裡，

將多年來珍愛的首飾金銀，

一應拿到當舖當了，

才湊夠了錢，

終於買下了這幅《游春圖》。

 

 

後來，南京總統府遣人來買，

並稱願意出500兩黃金買下《游春圖》，

而張伯駒卻一口拒絕，稱：

“伯駒旨在收藏，貴賤不賣，恕君海涵。”

 

而正是這些張伯駒用了半生守護，

不惜傾家蕩產，

寧死不賣的國寶，

在1956年時，

被盡數捐獻給了國家。

 

 

其中包括:

《平復帖》、

《游春圖》、

《杜牧手捲》、

《范仲淹手捲》等，

8幅一級珍品。

 

而這8幅作品，

任拿出一件來，

都是價值連城，

不可估量地。

 

時至今日，

這些珍品還都是故宮的鎮館之寶。

 

 

當政府意欲獎勵張伯駒20萬元時，

張伯駒一口回絕，

只答應收下了一張文化部頒發的獎狀。

 

當有人問起，

為什麼會無償捐獻這些絕品時，

他說：

 

“不知情者，謂我搜羅唐宋精品，

不惜一擲千金，魄力過人。

其實，我是歷盡辛苦，

也不能盡如人意。

書畫皆古人性靈之所託，

吾族文化居世界之先位，

真可睥睨外國。

黃金易得，國寶無二。

我買它們不是為了錢，

是怕它們流入外國。”

 

然而，一年之後，

張伯駒卻被打成了“右派”。

 

 

年青的時候，

張伯駒就喜歡聽曲兒，

還曾跟京劇大師余叔岩學過戲，

後來，為了發揚“國粹”，

張伯駒還創立了“國劇會社”。

 

建國後，為了響應“百花齊放”的號召，

他拉了一幫老藝人排演戲曲《馬思遠》，

沒想到卻被人扣上了封建餘孽​​的帽子，

打成“右派”。

 

 

解放時期，

張伯駒曾和陳毅有過私交，

經常在一起下棋，

陳毅得知此事之後怒斥道：

“張伯駒一個讀書人，

為國家捐了那麼多東西，

怎麼可能是右派！”

 

 

但張伯駒卻並不感到惱怒，還說：

“戴什麼帽子，我倒無所謂，

一個渺小的凡人，

生死得失，無關大局。

但要說我反動，實在是有些冤枉。”

 

對此，

陳毅還曾賦詩一首，

送與張伯駒：

 

大雪壓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潔，

待到雪化時。

 

 

1961年，

吉林博物館候補有缺，

陳毅便安排張伯駒夫婦，

去長春做文物鑑定工作。

 

臨行時，談及此事，

張伯駒也只是恬淡笑道：

“國家大，人多，

個人受點委屈不僅難免，

也算不了什麼，

自己看古畫也有過差錯，

為什麼不許別人錯送我一頂帽子呢？”

 

 

到了長春之後，

張伯駒將畢生所學，

悉數傳授給了博物館裡的工作人員們，

還將30多件藏品，

一併捐獻給了吉林博物館。

 

其中包括張伯駒最為珍愛的一幅，

南宋時期的《百花圖》。

 

 

此畫不僅是我國現存的第一位女畫家的作品，

對於張伯駒來說，

還有更加重要的意義。

 

 “我終生以書畫為伴，

到了晚年，身邊就只有這麼一件珍品，

每天看看它，精神也會好些。”

 

而就是這樣一幅重要的畫作，

張伯駒依舊選擇了捐獻。

 

但就在此時，更大的浩劫來了。

 

 

1966年，

文革爆發，

張伯駒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

隔離審查之後，

被下放到吉林舒蘭縣插隊。

 

此時的張伯駒已經年近70，

舒蘭縣派來的人一看，

 “這麼老的一個老頭子，

難道要我們養他不成！”

便拒絕接收張伯駒夫婦。

 

張伯駒和潘素老兩口兒，

也只得冒著大雪趕回北京。

 

 

回到北京後，老兩口才發現，

原先的宅子已經成了大雜院，

裡面住著十幾戶人家。

 

無奈之下，

兩人只得找了一個，

不到10平米的小房子住下來。

沒有戶口，也分不到糧票，

只能依靠朋友接濟聊以度日。

 

 

誰能想到，

這個曾經揮金如土的民國公子，

遲暮之年竟卻落魄至此。

 

但生活的清貧並沒有讓張伯駒自哀自嘆，

相反，夫婦二人依舊在家賦詩作畫，

好似什麼也未曾發生過。

 

而同當時許多被侮辱和誣陷的人不同，

張伯駒並沒有選擇悼心疾首、憤憤不平，

而是一如既往地平靜。

 

 

對此，紅學大家周汝昌也感嘆道：

“我深深覺得，

他為人超拔，

是因為時間坐標系特異，

一般人時間坐標系三年五年，

頂多十年八年，

而張伯駒的坐標系大約有千年，

所以他能坐觀雲起，

笑看落花，

視勳名如糟粕，

看勢力如塵埃。”

 

 

張家鼎盛之時，

曾有10位管家，

有4位負責中西餐的大廚，

每逢會客，

席間皆珍品無數，

令人嘆為觀止。

 

而多年之後，

畫家黃永玉在飯館偶遇張伯駒時，

只見他獨坐在一個角落小桌前：

 

“紅菜湯一盆，麵包果醬，小碟黃油二小塊，

先生緩慢從容，品味紅菜湯畢，

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

將抹上果醬及黃油的四片麵包細心裹就，

提小包自人叢緩慢隱去。”

 

黃永玉事後不禁感嘆道：

“能喝此蹩腳紅菜湯，

先生真乃大忍人也！”

 

 

1972年，

陳老總去世，

張伯駒聞言悲痛不已，

連忙前往弔唁，

可礙於“反革命”的身份，

張伯駒被擋在門外。

 

無奈之下，

張伯駒只得手書一輓聯，

被放置在了會場的角落裡。 

 

 

追悼會上，

毛主席無意間看到偏角里的這幅輓聯，問：

“書法好，詞也好，這是誰寫的？”

陳毅夫人張茜一聽，

忙說，“是張伯駒送來的！”

主席問，“他現在還好嗎？”

張茜便如實講述了張伯駒夫妻的處境。

 

主席聽後，不覺慨嘆，

囑咐身後的周恩來說，

“你去安排一下吧。”

 

就這樣，

張伯駒進入了文史館，

潘素則進入了中國畫院。

 

 

除了寵辱不驚、生性豁達之外，

張伯駒待人接物也從未有過派頭，

在後輩面前，

更從來沒有端過架子。

  

紅學大家周汝昌和張伯駒熟識之後，

每每到張伯駒家中拜訪，

自行翻閱藏書字畫，

想來便來，

想走就走，

一點也不必拘禮。

 

收藏大家王世襄，

一直想研究《平復帖》上的印章，

但又不好開口，

苦思許久之後，

才提出請求，

誰知張伯駒聽完之後說，

 “你每次到我家來看，

實在是太麻煩了，

不如拿回家去仔細地看吧。”

王世襄大喜過望，

連忙捧著《平復帖》小心翼翼回到家中，

生怕有絲毫閃失。

 

 

1982 年陰曆正月十五，

元宵節的大紅燈籠掛滿了京城的大街小巷。

張伯駒因為感冒，

住進了北大醫院。

 

進入醫院之後，

張伯駒被安排進了一間8人病房，

寒冬之中，

病房裡嘈雜非常，

條件十分簡陋。

 

潘素便向醫生提出，

能否換一間人少一點的病房，

卻被醫院一口回絕，

理由是：不夠級別。

 

84歲的張伯駒虛弱地躺在病床上，

目睹著一個個病人的死亡，

情緒十分低落，

而當潘素再次向醫院提出請求，

又再次被回絕。

 

 

張大千的孫子前去探望張伯駒時，

張伯駒只得有氣無力地握著他的手，

默默流下眼淚。

 

兩天之後，

病房中又死一人，

張伯駒的病情急轉直下，

成了肺炎。

 

而就在上級領導的批文下達的前一天，

1982年的2月26日，

張伯駒停止了呼吸。

 

 

當時，張伯駒的學生跑到北大醫院門口叫罵：

“你們醫院知道張伯駒是誰嗎？

他一個人捐獻給國家的東西，

足夠買下幾座你們這樣的醫院！”

 

追悼會上， 輓聯如雪。

經濟學家千家駒感嘆道：

“我參加八寶山追悼會不知道多少次了。

很多人悼辭上無一例外地寫著'永垂不朽'。

依我看，並非都能永垂不朽，

真正不朽者，

張伯駒是一個。”

 

 

他的一生，

如同一葉扁舟，

卷挾在歷史的洪流中。

 

而他富不驕，貧能安，

臨危不懼，見辱不驚的境界，

更是常人所達不到的。

 

他行過的姿態，

優雅而恬淡，

他的格局之大，

後人更難望其項背。

 

而如今，

卻鮮有人能夠知道他的名字。

 

當人們為一個個名士大師歌功頌德時，

張伯駒就像一頁舊報紙，

被遺忘在了歷史的角落裡，

再無人記起。

 

這就是張伯駒，不論潮漲潮落，

他都一如既往地守著做人的根本。

這份品質，比他捐獻的書畫還閃亮。

 

時至今日，

我們再沒有理由不知道他，

達者為先，師者之意。

請記住他的名字，

記住我們永遠的先生，張伯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