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韓監獄的「下流老人」：高齡犯罪只為錢嗎？

(聯合報新聞網2019/02/11 徐子軒)

 

近年來，先進國家出現「高齡犯罪」普及的現象。對於這種情形，最直接的解釋是因為人口老化且壽命延長，老人越多，老人犯罪人口自然也會越多。許多先進國家都已是聯合國定義的高齡化社會，那麼老人犯罪率按照比例遞增自不能免。

然而此種解釋不夠完整，還需從兩方面評估。一是人口老化的速度與高齡犯罪的成長速度，也就是每年65歲以上人口增加的比例，高於或低於當年老人犯罪率；再來是高齡人口占整體犯罪者的比例，也就是每年究竟有多少老人觸法。

一旦檢視這兩方面的分析，會發現日本與韓國的高齡犯罪格外顯著。究其根本，大致可分為經濟、社會與心理等因素。有的案例可能是單一因素驅動，但大多數的案例都顯示三種因素環環相扣，構成高齡犯罪的特徵。

這並不是說日韓兩國充斥老人罪犯，以老年人口比來看，犯罪者仍是極少數，日韓仍是世界數一數二的安全國家。但它們不尋常的高齡犯罪趨勢，在高收入經濟體裡格外引人注目。

 

▌日韓老人犯甚麼罪？

依照日本官方資料，2016年約有22萬多人被起訴，其中高齡者約4萬7,000人，佔了近21%。高齡者觸犯刑法的人數雖是近十年來新高，也是20年前的3.7倍，但犯罪成長幅度相對穩定，大約每年增加1~2%。

韓國老人犯罪則有大幅成長趨勢。根據韓國政府報告，從2011年到2013年，65歲以上犯罪數增長約12%，老年人口增長率則為9.6%。同一時期，其它年齡組的犯罪率則下降或保持穩定，直到去年都維持這樣的態勢。韓國的人口老化比日本緩慢，老人佔總犯罪比例較少，但隨著老化加速，高齡犯罪現象也可能將更顯著。

日本老人們主要犯的是竊盜罪，約佔整體七成，竊盜向來是日本刑法犯的最大來源，不足為奇。然而十多年來竊盜罪整體比例不斷減少，2016年度更是二戰後最低紀錄，但高齡竊盜犯罪卻創下新高。

 

有別於日本老人多集中於竊盜罪，韓國老人的罪行較為多樣。以2013年統計為例，最多的是暴力犯，佔18%，包括家暴、恐嚇脅迫等；再來是智能犯罪（包括詐欺、偽造文書等）近17%，竊盜只有5.7%。

有些論者主張，韓國有近5成老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是OECD國家最低，因此強調經濟是他們犯罪的主因。但分析罪行種類可知，韓國長者有著與日本截然不同的犯罪傾向，足見經濟不是影響犯罪的唯一因素。

引起注意的還有服刑人數。截止2016年底，日本60歲以上的受刑人約佔總服刑人數的兩成。2017年入獄的高齡者約為2,400多人，已是20年前的4.2倍，其中女性高達9.1倍，絕大多數都是在商店順手牽羊。老人們的再犯率也較一般更生人為高，前者有70%，後者約為59.5%。

 

▌犯罪的經濟動因

比起一般更生人因為走投無路或難忍誘惑而再度犯案，老人們看待監獄似乎有不同的觀點。部分苦於生計的長者認為，監獄可確保他們餐宿無虞，雖然失去自由，但在外的生活也不見得多好。甚至對一些獨居者來說，獄中還能認識牢友，至少有人可說話，不至於「孤獨死」。

根據日本年長服刑者的背景分析，約27%的親人不是臥病就是過世、21%與家族幾無聯絡、15%與配偶交惡導致缺乏生活費。當然，這些都不是正當化犯罪的理由，但反映在一個老人身上的是貧窮無助的悲哀。原來他們應可藉由社會福利系統援救，卻因自己拒絕、被人遺忘或是弱勢背景，轉由既不治標也不治本的刑罰處理。

人年紀一大，身體就會有問題，受監禁的老人也不例外。日本政府調查指出，60歲以上的犯人有近14%有失智症，換算人數約9,700人。這意味獄警的功能不只是戒護，還可能要提供照護，工作量與性質變異，使不少人因而辭職。政府還得提撥醫療預算做特殊處置，而這正是無人照料之長者所期待的部分。

如2015年日本監獄用於健康照料的預算為5.6億日圓（約1.65億台幣），10年前這個數字是3.2億，暴增主因是來自年長受刑人增加的需求。再看2016年，日本獄政總預算約2,300億日幣，受刑人平均分配約420萬。若一長者偷竊200圓的麵包，被判兩年徒刑，就要花840萬來矯正200圓的犯法行為，可見判決的無奈與荒謬。

 

學界一般把犯罪處遇模式分為懲罰、矯正及正義三種。懲罰是為了報復犯罪者破壞秩序，目的在於嚇阻與隔離；矯正是為了治療犯罪者受內生或外在影響，目的在於教育與感化；正義可說是懲罰模式的轉型，同樣為了對付自由意志的犯罪者，目的在於確保社會公平。

然而，無論何種模式對於某些老人似乎都無用武之地：自願犯罪的老人並不在乎再犯，相反地他們更願意長住監獄；他們也不在意監獄培訓，那是給年輕更生人的機會；民眾更不會因為聽到一位老人偷竊麵包受刑而額手稱慶，大聲支持法官的判決公正。

面對監獄福祉化，變相成為養老中心，有論者認為無論是從人權或效益來看，監獄絕對不是解決高齡犯罪的良方。如果只談經濟層面，優先解決長者生活困境以減少犯罪，應為合理的選項。

 

以日本研究觀之，貧困養老金一年是78萬日圓，扣除基本生活開銷，如每月3萬元房租、一天1,000元的餐費等，仍短少22萬。若政府補足這些基本開銷，以截至2016年底，約9,300位老齡服刑人計算，養老金預算將多支出20億。

對比上述的獄政預算，顯然划算許多。當然，政府不能光出錢而不做其他的社福配套措施，像是醫療或護理服務，所以還得再加碼補助。但根據研究，即使個人再多發60萬圓，也遠少於把人關進監獄的支出。假設補助能因此勸阻七成犯罪（竊盜罪為主），那麼日本政府每年可省下300億，類似的倡議亦可見於韓國。

問題是這種做法能否獲得民眾支持？沒有民眾支持便很難在國會過關。從納稅人的角度來說，若每年要多花稅金來補助潛在犯罪者，恐怕很難接受。更何況沒人可保證發錢就一定能解決犯罪問題，因此這些倡議付諸實行的可能性極低。

單從經濟面而言，老人們或基於退休儲蓄不足、醫療生活成本提高等因素，都可能誘使他們以身試法。政府在這方面能做的預防措施極為有限，很難增加養老金或其他特殊補助，頂多就是平抑物價、協助再就業、改善長者雇傭條件等基本政策，效果也極為有限。

 

▌心理與社會動因

除了經濟層面，高齡暴力犯罪增加的趨勢，則與社會和心理因素比較相關。

在韓國，以殺人、強制性交、強姦等重大案件來看，高齡犯罪從2013到2017年增加70%，傷害事件則增加43%。2014年強制性交的數量更是驚人，佔所有重罪的89%；日本的情形雖然好一點，但也可發現案件變多，2008年老人暴力犯罪約佔整體的4%，2016年上升至12.4%。

老人犯下謀殺、縱火等罪行，有的固然是為了金錢利益，但也有些是基於心理因素。如果將犯罪單純歸因為經濟，就很難理解案件全貌，更遑論找到解方。

另外，老人犯下強制性交等性犯罪也在增加，且再犯率很高，特別是在韓國。由於體力等生理限制，老人性犯罪通常是由於酗酒、濫用藥物或精神疾病驅動，孤立、焦慮、無聊等情緒亦可能發揮作用。

 

日韓兩國的獨居老人在兩到三成左右，人際隔離會削弱社會規範的約束力，以犯罪表達其抑鬱。獨居可能是由於喪偶、離婚等因素，有針對日本老人竊盜罪的研究則指出，喪偶會減少老人犯罪的風險，離婚則會增加。

日本的離婚率雖低於西方，卻更容易造成家庭關係破碎，這是基於文化的傳統觀點。因為老年男性離婚後覺得他們被家庭拋棄，等於是一種污辱，故切斷與家族成員的聯繫。失去家庭可能減少社會約束，因而降低遏制犯罪的動力，韓國老人也有類似的情結。

為了應對情勢，日韓政府都有推出一系列政策。像是加強社區聯繫、醫療服務、生活技能培訓、懲教設施再教育等。但這些舉措都非常基本，也行之有年，若真能奏效，高齡犯罪率不會連年成長。

 

▌AI能抑止高齡犯罪嗎？

犯罪其實是人類的老問題，用老方法似乎已經不能解決，新世紀應該要有新的處理辦法，那就是AI。如業界正在開發移動式遠距親臨機器人（MRT），號稱能打破距離，讓人與人遠距視訊溝通，亦能提供醫療監控。

類似的還有寵物機器狗、人形機器人，試圖減緩老人的孤獨，進而減低犯罪動因。在人力缺乏的未來，高齡犯罪者入獄也更需要機器人輔助獄中生活。

由於AI與機器人價值不斐，因此政府必定得補助、鼓勵相關產業發展，這也符合日韓兩國的策略。尤其是日本，挹注大量資源開發機器人，將其視為是應對老齡化社會的良方。

值得注意的是，使用AI無論是照料或監控老人，都迴避不了倫理問題。目前有些機器人透過編程，可以模擬人類情緒，以同理心與人們互動。有論者批評機器人並沒有感情，只是讓人覺得它有感情。說穿了，都是業者的把戲——提供升級服務，以獲得更好的銷售業績。

 

此外，大多數的機器人與人類的相處模式仍舊有限，AI仍無法模仿人際關係細微之處。因此有論者認為，長期與機器人相處反而會讓人的思維單一化，情感也可能更受壓抑。但這些都只是學理上的思辨，在機器人尚未普及前，仍沒有絕對答案，還得看未來AI是否能超越人類想像的進化。

再談到監控，不少國家都有AI配合CCTV防範犯罪。儘管有侵犯隱私的批評，但在維護安全的大纛下，仍可見大量使用。像是日本一些店面已引入所謂的AI安全警衛監視裝置，減少了4成的被竊率。但這只能預防與嚇阻一般人，對於意圖犯罪入獄的老人，反而方便他們更容易被抓到。

可穿戴裝置也是減少犯罪的關鍵，前文已經分析過老人監禁的經濟效益。如果不想監獄變成養老中心，又要維護法律的公正性，以居家監禁代替監獄，強制配戴裝置監控，或許是折衷方案。一方面裝置可連結警方或店家，提前阻止違法行為，一方面如果犯罪是心理疾病所驅動，裝置亦能提供健康管理。

不過，縱然AI能達到抑制犯罪的效用，也無法從根本改變人類犯罪的動機。日韓兩國高齡犯罪的趨勢，違反所謂的犯罪生命週期理論——亦即犯罪行為在青少年時期達到頂峰，隨著年齡增長而逐漸下降，近來台灣也隱然出現這種趨勢。日韓都算成功西化的國家，但比起西方國家，高齡犯罪現象卻甚為顯著，這可能暗示著由西方文化主導的現代化過程，與東方傳統有扞格之處。

 

高齡犯罪如同少子化，是長期累積的趨勢，即便現在政府能找到對策，其效果可能要一兩世代以後才會顯現。在那之前，我們仍會看到老人們年復一年的進監服刑，犯罪率恐怕也將穩健成長。

目前討論的高齡犯罪，主要屬於嬰兒潮世代（1946-64年生），接下來的X世代（1965-80）與千禧世代（1981-2000），也就是正在看這篇文章的大多數讀者，若論平均餘命，雖然不如沉默世代（1928-45）長壽，但比起飽受工業發展之害的嬰兒潮世代恐將只高不低，未來退休後的經濟條件不容樂觀。

加上X世代之後的婚配與生育狀況，平均不如嬰兒潮世代，不少人終生不婚不育。換言之，這些世代老化後，與社會的連結可能更加薄弱，進而增加犯罪動機。諷刺的是，各國政府多年來極力處理青少年問題，花上大筆預算，加上少子化趨勢，少年犯有減少跡象，日本2017年還廢除了奈良少年監獄。但是青少年長大之後，卻得面對一個高齡化犯罪的社會，自己也有可能成為其中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