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五千年跳不出去的九大定律!(精闢)>歷史軼聞趣事2019-07-18
  • 中國五千年跳不出去的九大定律!(精闢)

     

    米爾軍事網 今天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紂王即位不久,命人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賢臣萁子說,“象牙筷子肯定

    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

    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糧,只能與山珍海味相配。

    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錦繡,乘華車,住

    高樓。國內滿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異寶。我不禁為他擔心。”

     

     

    果然,紂王“厚賦稅以實鹿台之錢,……益收狗馬器物,充仞宮室。……以

    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 ”百姓怨而諸侯叛,

    亡其國,自身“赴火而死”。

    世人的貪欲,不都是這樣?

    得寸進尺,得隴望蜀。沒有止境的。君王的貪欲,更為可怕,因為他擁有無

    限的權力,沒有人可以阻止他。

    殷紂王,這個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國之君,他給後人留下了什

    麼?

    留下了兩個字,“殷鑑”。無法節制的權力、無限膨脹的貪欲=殷鑑不遠。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踐,為報仇雪恨,臥薪嘗膽,精神非凡。但幫他籌劃大計的兩個功臣,

    成就大業之後,一個被殺,一個逃跑。

     

     

    此前,范蠡曾規勸文種,“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

    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

    范蠡之智,顯然高過文種,終能免於一死。

    兔死狗烹這樣的事,歷史上不斷地重演。人為什麼會是這樣,患難易共,

    貴難同?

     

    第三定律——包圍定律

    魯迅先生說,凡是“猛人”,“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洩不透。”

    結果,“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中國之所以永是

    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圍……”

     

     

    圍繞著權力,也有一個看不見的權“場”。各種意有所圖的人都會在“權場”中

    向著權力中心作定向移動。

    於是就有了“包圍”。包圍是客觀存在的,在我們中國,有權力就一定有包圍。

    權力越大,包圍就越厚。

    魯迅先生認為,“猛人倘能脫離包圍,中國就有五成得救。”先生因此想作一

    篇《包圍新論》,講述“包圍脫離法”。

    “然而終於想不出好的方法來”。我那時就很悲觀,魯迅也如范蠡一樣,是中

    國最聰明的人,居然想不出好方法。

    後來聽說瑞典首相出門不帶警衛,上班乘公交車。

    心想,答案就在這裡了,包圍是可以打破的呀。

     

    第四定律——敵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題為“敵戒”的短文,其思維邏輯與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

    含哲理。

    從來人們都把敵人看作是禍害,無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獨柳公認為,

    有敵人是好事。毛澤東對這篇短文推崇備至。

     

     

    沒有強大的敵人,失去了外部的壓力,內部自然就腐化。未聞邊塞號角,但

    見歌舞昇平。

    自秦以後,皇朝的歷史,一代不如一代,整個社會的精神處於退化之中。

    正是這種歷史環境長期地作用,使中國人鴆於安樂,不思進取,怯懦畏葸,

    麻木不仁。

     

    第五定律——朋黨定律

    唐穆宗時期,以李德裕為首的士族出身官員結成一派,以李宗閔、牛僧孺為

    首的科舉出身官員結成一派,

    兩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訐、傾軋達四十年,史稱牛李“ 朋黨之爭 ”。

     

     

    各朝各代,都有朋黨、幫派,是一個很有中國特色的歷史現象。

    朋黨現象,有其社會根源。中國傳統社會的最大特點是,他是一個宗法社會。

    宗法社會的特點之一就是盤根錯節。

    一個人立於社會,並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圍有各種各樣的關係。這些關係

    構成了一個人的社會資源。

    聰明的人,運作得好,前途無量,像一個個勤奮的蜘蛛,編織著屬於自己的

    網絡。

    網絡越大、越結實,捕獲就越多。

     

    第六定律——黃宗羲定律

    所謂“黃宗羲定律”是由秦暉先生依據黃宗羲的觀點而總結出來的某種歷史

    規律。

    內容是關於“帝國千年以來”通過“並稅式改革”解決“農民負擔問題”。

    歷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過“並稅”的方式減輕農民

    負擔。

    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農民的負擔非但沒有減輕,反倒愈益加重。黃宗羲稱

    為“積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來看,是有些奇怪。中國的農民對此有他們自己的解釋,“上面的經

    是真經,都是下面這些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

    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經念歪?

    皆因為中間的官員們認為改革不利於他們的自我保存。要自我保存的官員去

    為供養他們的農民減輕負擔,這是一個典型的邏輯悖論。

    中國歷史上有過許多次變法,成功的不多。

    表面上是一個“執行難”問題,實際上是一個設計問題。設計一個好的政策

    (比如說“青苗法”),同時也應配備一個好的“路線圖”。

    一個好的設計師,要想把他設計的好政策付諸實施,順利推行,必須首先

    把“和尚”安頓好,否則,“黃宗羲定律”就會不斷重演。

     

    第七定律——五世而斬定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一個有本事的君子,得了個好位子,掙了

    一大份家業,想把他千秋萬代的傳下去。

    但“五世而斬”,君子的夢想終會被殘酷的現實所擊碎。

     

     

    老百姓的說法,更加令人掃興。他們說,“富不過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

    好,貧與富,是在不斷地轉換。

    也許這是一種自然的調節,自然的公正。為什麼富者不能恆富?富貴人家之

    所以會出敗家子,我以為原因有四:

    一曰“驕”。二曰“奢”。三曰“淫”。四曰“逸”。

    一些富家子弟,驕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麽教育問題,他有深刻的社會歷史背

    景。正是那樣的社會,那樣的傳統,生出那樣的孽障。

    富家子弟,驕奢淫逸,根本是一個社會問題。

     

    第八定律——權大欺主定律

    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有一個難解的結始終困擾著歷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權

    大欺主”。

    如何防止“權大欺主”是中國古代政治學最大的課題之一。

     

     

    現時的人把權力叫做“公共權力”,認為“主權在民”,古代人的觀念則完全不

    同,他們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一切權力歸於統治者,是統治者的私有物。正是這種權力私有的特性,導致

    了無休止的爭奪。

    西方資本主義也有爭奪,他們爭奪的是金錢,物慾橫流,我們稱之為“拜金

    主義”。

    中國的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國人更看重權力。有了權力就

    有了一切,我將其稱為“拜權主義”。

    古代權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拜權主義”,兩者疊加,在中

    國歷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連續劇。

    還有一種原因導致“權大欺主”,有人將其稱為“權力結構的不穩定性”。

    根據韓非子的學說,處於壓力結構最上端的君王,必須具有一種強大的“勢”

    (以勢壓人).

    君王一旦失去其“勢”,整個壓力系統就會崩潰。

    一般開國的君王,熟諳權術,具有鐵腕,擁有某種強“勢”,下面的人攝於

    其“勢”而不敢有非分之想。

    “權大欺主”是皇權社會始終沒有解開的一道難題。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句話,寫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就變成了“毛”。

     

     

    “毛”是個什麼東西,有一股腥羶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麼會是“毛”?

    秦之前,文人們曾經有過一段美好時光。他們負笈而行,周遊列國,天馬

    行空,十分浪漫。

    秦以後的文人,他們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經書和教義,他們整日誦詠的是別

    人思想的片斷。

    文人們沒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乾涸了。天馬沒有了,只

    剩下一些依附於皮上的隨風抖動的“毛”。

    秦始皇時代,確實有過一些活的不耐煩的文人,他們執著於“自成一家”,不

    肯統一,後來都被秦始皇送到“坑”裡去了。

    自那以後,文人們都學了乖,知道“坑”的厲害,自覺地維護“統一”,不再鬧

    獨立性了。林彪的話,含有某種哲理。

     

     

    我們這麼大的國家,如果人人都固執己見,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

    百性,眾說紛紜,豈不是亂了套?

    千人敲鑼,一錘定音。沒有這一錘定音,千面鑼只會敲出雜沓之音。

    我以為秦始皇統一中國,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統一了中國人的

    思想。不過,這件事的難度相當大。

    “車同軌,書同文,”做起來並不難。而要把這些十分固執的文人的思想統一

    起來,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難奏其效。

    但秦始皇的做法過於血腥,後人詬病甚多,稱其為“霸道”。

     

     

    到隋唐時代,使用的方法就先進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

    如果說秦始皇採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後則更多采用“胡蘿蔔”政策。

    應用科舉的方式,使那些出身於豪門或是寒門的士子們都有了進身之階。

    顧炎武說,“ 八股之害,甚於焚書。 ”說的就是這種“胡蘿蔔”政策的有效性

    和先進性。

    無論“大棒”還是“胡蘿蔔”,都只是外因。使知識分子變為“毛”的還有其內因。

    有人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我以為這種說法並不准確,至少在我們中國

    不可以這樣說。

    如果要用社會的良心去定義知識分子,中國文人的大多數都會被排除在外。

    許多人不喜歡“文人”這個詞,甚至以為他是一個貶義詞。把“文人”的“文”

    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沒有甚麽大區別。

    一樣的有七情六欲,一樣的要食人間煙火。

    治國者為他擺下了盛宴,有“顏如玉”、“黃金屋”、“千盅粟”,他們怎可拒絕?

     

     

    自然就會有“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忠心。這是順理成章的。

    當然,文人與普通人還是有一點區別,他們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為強烈。

    些都是文人變“毛”的內因。

    在“內因”與“外因”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的知識分子都變成了“毛”。這種變

    緣於一種不可抗的力,所以成為一種規律。

    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萬人一律,沒有哪個可以逃脫。

    舉國一致,只有一個思想,歐洲人沒有做到,我們中國人做到了,這是很值

    得驕傲的。

    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有利必有弊,對於我們的成績也須一分為二。

    知識分子都變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當然很好。

    只是要從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產生出像洛克、盧梭這樣的思想家以及像牛

    頓、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決無可能。

    晚清以後的落後與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種歷史的必然。

     

    >資訊來源如下揭網址(點入網址;即出現原文字暨照片!)

    https://mp.weixin.qq.com/s/STKLfPtZio_X0BE7gpJyFw

         (感謝>廖德淘先生 2019.07.16  Email  轉貼提供分享)